2010年，徐美芳从德国留学回国后求职第一站是上海嘉定先进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以下简称“育成中心”），没想到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12年，在这个岗位上，她不仅获得嘉定区“领军人才”称号，而且成为200多个被孵企业的“知心大姐”，上海育成中心去年被评为生物医药专业国家级孵化器。

　　上海育成中心常务副主任徐美芳真诚地说：“服务初创期企业虽然很辛苦，但也是一件很幸福、很光荣的事情，它可以让你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促使你不断学习，而且看到企业一步步成长起来会有成就感。做孵化器人，可以骄傲地说一句：成功不必在我，成功有我见证。” 

　　从事生命科技领域早期项目孵化 

　　上海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徐美芳2004年赴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攻读生物信息学硕士学位，在生物医药领域有多年的科研和市场开发经验，然后去德国留学，获得了金融管理MBA学位，2010年回到上海。

　　去上海育成中心面试之前，徐美芳只是初步了解到，作为上海市嘉定区政府和深圳先进院共同组建、上海嘉定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举办的产业技术创新与转化机构，成立于2010 年，是科院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载体。

　　“孵化器”是什么？——这是徐美芳到上海育成中心的面试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新名词，深圳先进院的夏洪流主任和贾增强主任耐心地给她上了一课，解释孵化器就是初创团队的避风港，在团队创业的早期，利用政府的扶持政策来支持创业企业和个人，比如办公场所、减免税收、产学研基金补贴、人才创新基金等等，甚至在发展阶段还提供上下游产业链的对接支持。

　　徐美芳微笑着回忆：“总而言之，这让我感觉做一个孵化器人是多么的荣耀和有使命感。最开始实际是最难的，因为上海育成那时也是初建不久，团队也是没经验的，而且我们地处大都市郊区里的农村，交通和场地设施是非常的简陋，但是因为我们的使命是让科学家把知识变成财富、让创新应用变成价值，所以我们也曾被《解放日报》誉为‘小村硅谷’。”

　　经过前5年的摸爬滚打，上海育成中心从区级孵化器变为市级孵化器，徐美芳摸索出需要专业化建设孵化器。这又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这次说服的是当时是工业区的分管领导雷文龙副主任，需要工业区投入资金、投入新场地，并且制定特殊的政策来筑巢引凤。

　　2014年，徐美芳利用半年时间进行长三角孵化器及生物医药产业的分析，寻找出与张江药谷和苏州biobay的差异性发展路径，找到符合工业区现有基础，能够尽快而又可持续发展的细分领域，就是生物技术研发外包服务（简称CRO）。她解释道：“这类CRO公司是小而精，有一定的技术特色，又能形成整个生物技术的上下游链，而后他们通过积累多年的科研院所的服务、临床科研的服务，最后能转化新的项目或者产品，雪球会越滚越大，而我们的孵化器应该在未来几年后也能得到升华。”

　　其实，生物医药行业的痛点很多，那些研究型企业技术很强，但不懂市场，也不懂临床，所以作为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徐美芳就着手为这些初创企业对接上下游资源，有样品出来之后就帮助他们联系医院做临床验证测试，针对一些特殊产品还设置了“绿色通道”服务。如今，在上海育成中心有100多家生物医药类企业入孵，有1/4的创业者拥有海外留学的背景。

　　给初创企业提供雪中送炭式的帮助 

　　徐美芳最引以为豪的是她引入的第一家企业——百趣生物医学有限公司。创始人邓军亮是四川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毕业，在工作3年后，跟两位大学同学毅然走上了创业之路，从事着当时仅次于测序技术的代谢组学技术的服务。

　　创业伊始，第一个“拦路虎”很快出现，由于代谢组学科研服务是需要借助拥有专业的质谱平台实验室才能完成样本检测业务，而一台质谱仪至少需要数百万的投入，建设一个专业的生物实验室的投入就更大了，这对一个缺乏资金支撑的大学生创业团队来说，是个无解的难题，也成了制约公司业务发展重要瓶颈。

　　正在这公司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时，徐美芳在一次项目评审会议中结识了邓军亮，在了解整个公司运营情况及团队背景后，她提交评估报告，在育成中心和工业区的支持下，为创业团队提供实验场地和设备支持；在他们扩产时，与他们共建了第一代实验室；在他们需要资金周转时，给公司投入天使轮基金。就引用邓军亮的话——“这些支持对于小微型初创企业的创业者来说是雪中送炭”。

　　经过近10年的艰苦发展，百趣如今已成长为我国代谢组学科研服务的头部企业，获得了多轮融资，而上海育成中心的天使基金也在2021年成功退出，获得500多万的增值，增值了18倍。

　　见证企业从小长大的蜕变奇迹 

　　徐美芳对见证和参与企业从小到大的蜕变过程，感觉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则正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个经典案例。

　　则正医药创始人贺敦伟是从强生辞职创业，在职业生涯的高升期，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市场的利好政策，毅然的走上了创业之路。当时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制约也是规范传统药物的发展，为了快速提升我国仿制药的质量及后续研发的能力和规范性，要求在2018年年底完成近300个品种。这是一个对中国制药公司的一次洗牌，也是一个商机。

　　贺敦伟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创业者，却也有着不甘平凡的生活强者。公司取名为道德经中“曲则全，枉则正”，意为放低自己，把自己所谓的名誉、地位、尊严等等放弃一些，反而能够保全大局，这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放弃即为获得。徐美芳回忆起贺总把创业者归为“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第五级，即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虽然创业初期条件并不具备，贺敦伟不是海归，也没职称，也没几篇文章和专利，所以也没人投资。他是卖房自筹资金。在他创业的初期，徐美芳曾两次去过他落地在山东的一个公司，为了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理解他们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知识，还报班学习了3天；为了他能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带他拜访汇报了多位市区两级领导，终于在2017年9月公司成功落地，建立了上海高端制剂研发实验室。

　　则正医药公司在4年间迅猛发展，公司规模达300人，2021年营收3.5亿人民币，获得2轮融资超过2亿人民币。随之而来的是外地政府的挖墙脚、投资人的趋利、核心团队选址浦东的问题迎面而来。如何支持？如何留下？如何让上海公司成为总部？这些难题一度让徐美芳疲惫和无力。正如耐克创始人 菲尔·奈特的一句名言：“无论你喜欢与否，生活是一场比赛。懦夫从未启程，弱者死于途中，只剩下我们继续前行。”

　　在工业区的大力支持下，几方经过反复7轮谈判协商，也许也夹着对于初创时的情感眷恋，最终贺敦伟带着他的团队2021年年初将公司总部迁移至上海并完成股改。徐美芳自豪地说：“这也是我们孵化器真正意义上的一家拟上市公司，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企业的成长。”

　　还有一件无心插柳的事，令徐美芳记忆深刻。2020年1月底，爆发了武汉新冠病毒的疫情，在武汉被封城后，全国各地被波及的所有省市也都纷纷紧跟其后，上海在当年2月初停工停产。

　　徐美芳回忆道，当时也是出于对生物医药园区企业使命的认知，询问企业是否有对于新冠疫情快速检测的新技术研究？在探讨假阴性时，做肿瘤检测试剂盒的缔鼎生物，复旦大学生物学博士陈静总经理觉得现有很多采样保存液因运输问题易导致病毒RNA降解，从而降低了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她发现在多年前她曾经研发的乙肝病毒裂解液和保存液在常温下能很好地保存病毒RNA，所以提出希望能通过和嘉定中心医院联合研究，验证试剂的可行性。于是，在大家的努力下，成功地让企业提前复工，并当即将承担的国家重大项目子课题的技术进行转化，借鉴了乙肝病毒核酸检测技术，实现了新冠病毒的瞬间灭活以及长期室温保存，灭活后的新冠病毒核酸可室温保存1个月以上。虽然没有赶上2020年的武汉疫情，但是在今年缔鼎生物在上海嘉定区的防疫抗疫战役中，保障着政府不同的采样需求，发挥着巨大的贡献。3至4月份供应了200多万人次的采样产品。

　　“如今，我们上海育成已获得了生物医药国家级孵化器、上海市的国际化孵化器，在3万平方米内我们拥有100多家生物医药相关的企业。大家都知道创业的成功率很低，有投资人说10%的孵化成功率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孵化器。而在我们上海育成中心，虽然得到明星资本投资的企业不多，但是我们的孵化成功率是90%。”徐美芳发自肺腑地说，“再小的企业都有它的价值，再小的产品也都有它的用途，再小的孵化器人也都有她的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能继续在先进院和嘉定区的支持下，能孵化出更多的创新型企业，让我们科学家的技术成果能走进大众生活，让大家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人物简介 

　　徐美芳：现任上海嘉定先进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常务副主任，嘉定工业区侨联副主席。2010年留学回国后主要从事生命科技领域早期项目的孵化、投融资及国家级孵化器的建设和管理。2013年获得嘉定区领军人才称号。2002年上海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2004年赴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攻读生物信息学硕士学位，在生物医药领域有多年的科研和市场开发经验，后在2007年去德国留学，获得了金融管理MBA学位。 

徐美芳